◆崑岺
今年12月6日，是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杜平将军诞辰100周年。
杜平同志是江西省万载县人，1929年秋，参加革命工作，1930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杜平先后任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是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二届、十三届中顾委委员。
几十年戎马征程，杜平将军留下了许多感动中国的精彩亮点。本报从今天起辑录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将军女儿撰写的《父亲杜平》一书的部分章节，奉献给读者。
黄茅出了第一个大学生
公元1908年，按当时中国的规矩，应该称做大清光绪三十四年。这一年的12月6日，父亲诞生于江西省万载县黄茅乡长郎坑的杜家老屋。按当地习俗只计男儿，我的父亲排行老四，上有两个姐姐，三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
父亲参加红军前是大学生，但他自己从来不肯提及甚至是回避。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在我军开国将领之中，参加革命之前就是大学生的人不多吧。父亲是不肯张扬的人，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读过大学。真正向大家公布这一身份的是毛泽东。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个年代，不少领导干部，还有各行业的著名人物，他们的历史，包括祖宗三代，都被翻了出来公示于众。父亲的过去，自然也被众人关注。
有材料述，1969年1月，父亲参加周总理在北京召集的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在等待毛主席接见时，大家闲谈，有人追问父亲：听说你是大学生，真的吗？父亲笑笑，并不承认。有人坚持说父亲就是大学生。正谈论着，主席来了，主席问大家争论什么？有人说：杜平是大学生。主席问父亲：“什么大学？”父亲只好回答：“长沙群治大学。”主席说：“那是野鸡大学，”还说，“野鸡大学有好的，也有坏的。”到了1973年12月，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出席会议的有46位高级将领。12月22日，会议结束，毛泽东接见全体与会人员，于是大家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并先后向主席敬礼问候。当轮到父亲时，不等旁边人介绍，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父亲，高声地说：“哦，杜平，大学生哩……”经毛泽东这么一点，在座的人就都知道了，哎呀，原来杜平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呢。
我的父亲考上的是群治法政专门学校。他是1927年9月入学，先入预科，再上特科。父亲读大学并不顺利，中途差点辍学。那是1928年，我的祖父去世，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治病要钱，办丧事要钱，一家老小活下去也要钱……父亲从长沙赶回来奔丧，看到家里又是赊账，又是借债，真是困难到了极点。父亲再也不忍心继续读书了，他决心像兄弟一样，也为这个家尽一份力，好好孝奉他的母亲。但是刚强的祖母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坚定地对父亲说：“兄弟齐心，利可断金。家里再苦再难总能挺过去的，你一定要读完大学，这可是你父亲一辈子的心愿啊！”
大学毕业的父亲，已经不是过去重科举求官禄光耀自家门楣的读书人，新思潮的影响，新知识的熏陶，视野的开阔，世界的风云，激发了他变革社会的满腔热忱，他从自家看到了国家，从本家族想到了整个民族，他的前途，他的命运，已经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及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1930年5月，黄公略亲率两个纵队北上，攻修水，克安源，于5月23日占领我的家乡万载。24日，父亲从黄茅乡赶到了县城红六军的军部。军部设在一个大土豪的宅院中，接待父亲的是军政治部秘书长郭实秋，他详细询问了父亲的家庭及本人情况，然后高兴地说：“红军中都是一些苦大仇深的苦伢子，不论行军打仗，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可惜没几个识字的。你是大学生，又搞过学运、农运，太好了！红军就缺少你这样的人才，你就留在军部吧。”随即把父亲安排在政治部宣传科。从此，父亲就与军队的政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就在这一天，郭秘书长正在军部与父亲谈话，突然低声说：“军长来了！”然后就站起来向走进来的一个军人敬礼，父亲也赶紧站起来，把板凳让给军长坐。在父亲的想象中，被民众近乎神化了的黄公略，应该是位威风凛凛的彪形大汉，可眼见的这位军长个头不高，脸上还有些许麻点，这真是“君子不可貌相”。不由父亲多想，郭实秋向黄军长介绍了父亲。黄军长亲切地对父亲说：“你是大学生，来当红军，好，太好了！”他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人民的军队，是为解放天下的劳苦大众而英勇杀敌、奋斗不息的。他还说：红军的生活艰苦，战斗频繁，随时都有可能牺牲。他问父亲：“你怕不怕苦，怕不怕死？”父亲立刻答道：“我也是苦出身，什么苦都能吃，怕死就不来当红军了。”黄军长拍拍父亲的肩膀说：“好好干！”
当时，根据地的广大民众都用“朱、毛、彭、黄”称呼红军，黄军长有这么大的名气，却一点架子都没有，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令父亲特别激动，他庆幸自己进入了一个像大家庭似的军队，遇到了一位像长辈似的首长。父亲把长衫换成短装，戴上红军帽，并把名字由杜豪改成杜平，他不想再以一家一族的兴旺为自豪，而决心毕其一生的奋斗，跟着红军，跟着黄军长，平这个不平的世道，求得天下穷人的翻身，整个民族的振兴，造就一个太平的盛世。
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父亲带领的无线电队的技术人员本来不多，也不可能再补充，因此，为保住战斗力，行军中父亲把收容工作当作最大的政治工作。当时，伤病员越来越多，父亲带领卫生员陈仪、通信员李云辉、饲养员冯桂林和勤务员小张，组成了收容队，走在无线电队的最后，军团配给父亲的枣红马也成了收容队的主力。
1935年6月12日红军到达川西的大硗碛，已经来到了大雪山山脉南面的一座高山——夹金山的山脚下，这是长征路上的第一座雪山，远看晶莹耀眼、高耸入云，真是壮丽惊心，让江南的战士大开眼界。6月18日，部队到了懋功与从川陕根据地而来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因为红军当时所在的川西北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均为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不适合建立根据地，同时，鉴于华北高涨的抗日形势，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北上，到陕甘南部创建根据地。8月20日，在中共中央毛儿盖会议之后，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北进，开始进入了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过了草地，红军攻克了天险腊子口，相继越过了横断川陕的岷山和甘肃西北部的六盘山，于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六七千人终于到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当然，真正意义上的长征结束，应该是1936年10月，中央红军、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的胜利会师。
提到长征中无线电队里的这些可敬的红军战士，父亲总是满怀深情，他讲过：管理排长王恭清，江西吉安人，擅长为部队搞吃的，一到驻地，不顾疲劳就去四处采购，有时搞到一些肉、鸡之类，他会按着父亲的意见，优先照顾技术人员。出草地时，与回族地区军阀马家骑兵的一次遭遇战中，一颗子弹向父亲射来，多亏了王恭清及时将父亲按倒，幸免中弹。炊事员黄庆霞，无线电队年龄最大，大家称他“老同志”，他却说：“我有什么老，你看我哪点不行？”他工作非常好，还很关心运输排。他说：运输排干的是重活，饭吃不饱，怎能抬着机器走。战士陈吉文，也是江西人，他对我六叔多次发感慨：“多亏了杜政委，他让我骑他的枣红马，一天一夜啊，不然我生病肯定死了。”马夫冯桂林，大家戏称他云南佬，四渡赤水时，王恭清从街镇上把他召来，有姓无名，因是桂林人，父亲就叫他冯桂林。他当马夫勤劳认真，但大字不识一个，后来让他当班长他都干不了，父亲只好一直把他留在身边。到陕北后，他有次生病，已经没有气了，大家要把他埋了，父亲不忍心，说停尸一晚明早埋吧，可是第二天，他却奇迹般地站起来了。张德顺、黄大珠，都来自江西，到延安后都当过父亲的副官，他们对我六叔说：“杜政委待人可好啦，长征时，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最后，只有我们一军团的电台完好地到达吴起镇。”
在吴起镇召开的干部会上，军团首长给予无线电队很高的评价，表彰无线电队“红色电波始终划破长空，联络通畅”，称誉他们“红色电波贯长征”。1935年10月底，因无线电队的突出表现，毛泽东点将要无线电队从军团调出来，直接跟随自己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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