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兵
我国地处太平洋西岸，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古人和外部世界的联系，除了依靠陆路的交通以外，海路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随着国家的统一，国力的强盛，到了秦汉时期，统治者和外部世界联系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了。当时的“西域”、“东夷”和南海上的民族也需要和汉地来往。陆地上的来往可以通过河西走廊打开大门，而海上的交通则一时难以成行。颇具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曾作过打开海路交通的尝试：他派遣心腹部下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去求长生不老之药。
前人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功。据《魏志》卷13说，大约在秦代，大批从中原和关中来的移民，终于乘船飘洋过海，踏上了朝鲜半岛的土地；而在汉代，通过海上交通，中国和日本的交往也逐渐有了发展。《后汉书·东夷》说:“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师生等献口百六十人，愿请见。”这里所说，虽然只是日本人由海路“朝贡”入华，但这条海上通道开辟的意义，并非仅是他们的单向来华，在日后两国人民的来往中，它日益承载着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文中所说的汉光武帝赐予他们的那枚“汉倭奴王”的金印，已在1784年于日本九州洲筑前发现，可证建武中元二年来中国的日本人，原是居住在九州地区的人。
南海的海上交通之路的开拓，似乎比东海海路要晚一些，因为现有的历史资料并没有提供更多的证据。然而，据《后汉书·地理志》告诉我们，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最迟在西汉武帝时就已经开始了：“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斋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偶。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专政，欲耀威德，厚遣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可行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段记载中提到的一些地名，据历史地理学家们的考证，都是今天印度、缅甸、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南亚地方。由此可知，当时这些地区和我国沿海地区的海上往来非常频繁。在这些航海者中，较早期的主要是商人，他们专为交易货物而来。后来慢慢发展到其他人也抱着各自的目的来到中土，甚至连西域的一些人，也通过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土。如《后汉书·西域传》说：其时，天竺国一名身毒“至桓帝延熹二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又说:“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这些记载说明，东汉末年，来往于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异域之人很多，甚至远在地中海岸边的罗马人，也开始从这海上通道来华，带来了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而我国也开始派遣友好使者到海外去，如班超，就派过大使出行，一度曾经到过地中海的东岸，带去了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真是一条友谊之路和文化之路，缩短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打开了华夏民族的大门，也接纳着异域吹来的新鲜空气。
通过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并且有案可查、有史可证、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人，是晋代的高僧法显。他生于东晋咸康元年(335年)，本姓龚，是今山西省临汾西南襄垣县人，出身贫寒，从小出家，三岁时就被父母送到佛寺当小沙弥。长大后，他一心求佛，剃度受戒，当了和尚。晚年的法显，目睹中土佛典甚少，翻译的错讹又多，佛法难障，决心西出长安，去天竺求经，时为64岁。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法显终于达到了目的。在印度等地，他刻苦钻研，专心学佛弘法，收获极大。公元411年，法显满载着佛经典籍回国，所走的路线就是这条海上的“丝绸之路”。当年，他在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搭乘了一条回祖国的商船，顶着狂风恶浪，与恶劣的天气搏斗，不幸迷失了方向，随风飘荡了90多天，来到了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在那里居留了五个多月后，又乘船向广州出发，尝尽艰难险阻后，在东晋义熙八年(412年)最终到达山东崂山，上岸后，受到民众欢迎，并在第二年的夏天赴建康(今南京)。今存《佛国记》(又名《法显传》)一书详尽地记录了法显西行取经又从海上“丝绸之路”回国的经历，读之令人动容。
法显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旅行家和佛经翻译家。是他第一个从内地出发，穿过河西走廊的陆上“丝绸之路”，到达西域，在漫游天竺等地取回大量佛经后，又通过南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回国，几乎环游了半个世界。在他之前，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在他生后，也无人能如他那样横穿陆、海“丝绸之路”。即使是唐代的玄奘，在完成西天取经的重任后，他选择的回国路线依然是陆路而非海路。也正因此，近人柴德赓在遗著《史籍举要》中对法显和《佛国记》评价很高，认为它“是研究当时中国与印度等国交通及笈多王朝时代印度历史的重要史料”。现代学者王征也说：法显“留下的《佛国记》，以亲身经历介绍了各国的宗教、风俗、地理等情况，保存了许多关于中亚细亚以及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的重要史料，颇为各国学者和考古学者所重视。有英文、法文等译本。法显不愧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巨星。”(见《佛门奇僧》)
自法显之后，来往于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和佛教徒等日渐增加，对此，史籍已有许多明确的记载。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已有很多人说过。佛教的流播中土，除了通过陆上的“丝绸之路”外，也还通过这条海上通道传入。这一点，梁启超在《中国佛教研究史》一书中已作过专门论述：“今当研究佛教初输入地之问题。向来史家，为汉明求法所束缚，总以佛教先盛于北，谓自康僧会入吴，乃为江南有佛教之始，其北方输入之取途,则西域陆路也。以汉代与月支罽宾交通之迹考之，吾固不敢谓此方面之灌输，绝无影响，但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汉武帝刻意欲从蜀滇通印度，卒归失败；然非久实已由海道通印度而不自知。盖汉代黄支，即《大唐西域记》中西印度境之建志波罗国。时仪广东之徐闻合浦为海行起点，从彼土之己程不为终点，贾船转相送致。自尔以来，天竺大秦贡献，皆遵海道。凡此皆足证明两汉时中印交通皆在海上，其与南方佛教之关系，盖可思也。”也许梁氏的话说得过于偏激了一些，他的上述意见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八十余年来，学者们在探讨佛教输入中国之路线时，大多依然集中在陆上的“丝绸之路”，而对海上之“丝绸之路”有所忽略。今借此小文重提旧事，意在使这一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重新得到我们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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