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谷孙
在一篇旧文中，我曾写过这么一段话：“现世给了我不少虚荣，老实说我都不怎么看重。最令我自豪的是：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子欲养而亲不待’，先父对我的殷望和‘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饰’的教诲，衷心铭感，匪言可宣！”
我说的是肺腑之言。我始终扮演不好什么委员啊、劳模啊、名师啊之类的角色，但我一直想做个父亲的好儿子，以长驻记忆的父亲的修身言行，当作绳墨，努力“克隆”出一个无愧于他的儿子来。
朋友、学生、学生的学生、素昧平生的读者都想知道关于我父亲的事，特别是陆灏宗兄屡次催促，使我踧踖不安，似乎从他第一次出题至今，这样不日不月地拖着，今日不为，于计已晚，再不动笔就要此恨绵绵了。就在这种两难的处境中，我开始战战兢兢做这篇“命题作文”。
一
先父，达成公，讳鸿逵。当时江浙一带出了个悍匪，与父亲同名，先父为避嫌而以字行，竟成毕生，与我的两个叔父鸿畴（冯亦代银行工作时代之友）和鸿渐（曾是复旦大学校友会理事）辈名遂殊。后来知道，“达成”二字原作“达臣”，是我祖姑丈朱敏人（名元树，晚清甲辰科翰林，上海财大朱斯煌教授之父）根据孟子“不达不成章”古训改过来的。我们陆家，包括我这一代“孙”字辈在内的男性新生婴儿和“範”字辈的女婴，都请这位“朱家公公”起名。
读了上段，读者诸君可能误以为我们余姚陆家是什么名门望族。非也。祖父酷爱翰墨，雅好书法，只是迫于生计而供职钱庄，俟家境稍有好转，才得以送长子先进私塾，后入县立高小。据父亲回忆，当年的高小，最后几年既要读经，又习英文，科目之多以及教学水准之高“不让今日中学”。父亲不甘就此，遂于1919年15岁时来上海投考中法学堂（校址为今日沪上八仙桥的光明中学）。学堂分初、中、高三级，其中高级相当于震旦大学预科，教员多为法国神甫。父亲晚年自称：“只要有书读，枯鱼还可入水。”在中法学堂三年，他每学期跳越一级，据说创造了学堂历史上进步最快的纪录。我至今保存着学堂奖给优秀生的厚重洋装书，如《拉封丹寓言》以及比寻常旅行箱缩小五六倍的硬皮书箱。
1921年，父亲北上投考法人经办的陇海铁路车务见习生，在百余名考生中以第一名录取，因而得以留在郑州的总工程司办公处当练习生，从打字、收发等琐细杂务做起，五年后被提擢为比利时籍总工程师的秘书。父亲在繁忙工作的同时，开始把中国小说译成法文，并用法文写作长篇的叙事文，其中相当一部分刊布在《北京政闻周报》（LaPolitique de Pekin)上。父亲说投稿的目的不在稿酬，而是为“一雪未上大学之耻”。
继陇海铁路之后，父亲先后谋职于报酬较丰的通成（经理周作民）、华年（经理黄师让）等公司，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又外驻越南（时称安南）海防一年——这是父亲一生中唯一“易饰”而穿西服的一年——直至抗战爆发始回到上海。祖父享年五十八而逝，时年未及而立的父亲从此便担负起全家的生计，维持祖母、我母及我大姐生活之外，尚需供付我一叔二姑的学费，还要悉索敝赋，清偿同胞手足经营不善导致的亏负，使先人遗泽和父亲本人近十年的积蓄尽于一旦。
二
我出生于日占时期的上海中行别业。在长姐範先之后，幼子谷孙(即笔者)之前，我母还育有二子一女，除二姐範九外，余婴均未存活。时因汪伪储备银行某科长叛变中共遭制裁，日伪对中国人办的银行实行报复而突然扫荡中行宿舍（此事散见于对极司非尔路76号魔窟的多种回忆文章中），我家遂匆匆搬离，迁入建国西路合群坊。我最初的人生记忆便是发生在这里的人和事：入夜，厚重的窗帘拉上，老式的百代留声机开动，传出父亲从秘密渠道买回的《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唱片的激昂歌声；家中女眷出动去“轧户口米”天黑未归，祖母念佛，父亲踱步不止；大人摁着我理发，我扑腾挣扎，一面大叫：“你们都是日本人啊？……”也是在合群坊，父亲开始教我看图识字，用的教材就是当年中法学堂的奖品《拉封丹寓言》；稍后又教《三字经》《百家姓》《对子书》等，督促背诵唐诗，还讲《最后一课》等爱国故事。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美军B-29轰炸机时袭日占上海，关于上海将成焦土的谣言蜂起。全家会商后，决定二、三叔分别自立门户，父亲奉祖母携妻孥雇帆船出吴淞口经杭州湾返抵余姚的老屋生活。就是在船上，我记得，父亲教我背下了“孤帆远影碧空尽”等诗句。“文革”中，往返设在崇明的五七干校，都要乘坐渡轮经过吴淞口。时隔三十年，我还常回忆起幼时回乡的一幕幕往事：大人以木箱箱面为桌，陪祖母雀战消磨时光，而我和父亲睡同一个“被头筒”（指被窝），似是此生父与子唯一的一次“肌肤之亲”……
三
在余姚生活的五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夏日，听得父亲启牖，就得赶快撩开蚊帐下床练字。表哥朱锦心（二姑母之子，父亲视若己子）练颜，我学柳。父亲一再灌输的书法理论是“胸中不正，则眸眊；眸眊，则手抖笔颤。”后来读书多了，方知前一句是孟老夫子的古训，后一句大概是父亲的发挥。除了写字，就是小和尚念经式的背诵。今天还能记得的有《二十四孝》《增广昔时贤文》《曾文正公家书》等。夜晚，在天井乘凉，父亲教我们识星的同时，读出“遥看牛郎织女星”等诗句，我们便摇头晃脑跟着吟诵。后门传来叫卖杨梅的声音，女眷们赶去买回大嚼，直到她们的嘴唇在微弱的油灯光下（当年余姚县城晚八时鸣笛断电）变成一张张“血盆大口”。我的描绘，还有我写到外婆走路步态像家里养着的大鹅，父亲听到或见了，会隐隐一笑；在他，这已是种难得的奖励表示了。我这一生没有受过父亲的表扬，除了一次，那时已回上海续读小学，某年考试成绩优秀，他专程到书店买来一册商务版的《辞源》（改编本），在扉页上用工整的小楷写下：“爲榖兒在上海南市爱群小学六年级本学期考试成績優良特購贈此書誌贺並勵未来一九五一年一月於上海達成”。多少年后，当我已是大上海的一名高中生时，父亲仍严令不许穿皮鞋，不得戴手表。某次，为了显摆，我擅取父亲留在抽屉里的多余手表戴着上学去，不知怎么的，给父亲发现，没等我下课，表哥已由父亲派遣来校，当着同学的面，摘下手表没收而去，放学回家还要写“不告而取即为偷”的检讨书。父亲殁后，我们打开他的私人皮箱，里面积存的唯有孩子们的成绩报告单和我的那份检讨书。为教育后代计，我把这些旧物统转小女霁儿保管。
1947年初夏某日，母亲胡雅韻因患癌症逝世。父亲当时已去上海谋事，被急电召回，只见他走到母亲遗体前，掀开白布盖头，看了母亲最后一眼，就过来对我说他不是祭客，我不必再跪着了。说时，镇定中像是透出对我这八岁稚子而不是对他自己的深沉怜惜。当年，父亲才43岁，母亲殁后，促他续弦的呼声很高，好像父亲也确曾有过一位叫“刘小姐”的女友，但父亲鉴于上有高堂，下有幼孥，出于超人般的责任感，毕竟终身未曾再娶。
母亲早亡，父亲远行，我们便由祖母一手抚养，但学业进退仍由父亲每周至少一信“遥控”监督，他自称为“龙文鞭影”和“长辔远御”。幼时只知口头背诵的诗文，如今渐渐从文字上识得，有一种“重新发现”（rediscovery）的乐趣，诗文原来的意境以及背诵时候的情景双双叠现，父亲对此鼓励说：“记问之学不为学”，意思说仅用作谈资或为答问的肤浅知识算不得学问，要“入乎耳，箸乎心”才是。
四
父亲通成公司时代的同仁董浩云善自为谋，此时已独力经营中国航运公司，业务日上，力邀父亲去主事总务，后更兼及诉讼文字和航运史等的定稿工作。父亲文辞犀利，孰褒孰贬姑且不论，一时在业界有“陆刀笔”之称，因而颇得董氏倚重；薪酬也较前大增，数年后得以与公司的另外两名高级职员同在上海蓬莱路新式里弄万象新村各购入一栋私宅，但是对丰俭，父亲对子女曾屡有中冓之言：“极俭可，略丰也可，大丰则不敢也。”今人会哂此话是迂腐的中庸之道，但若真个付诸实施，准可渐臻心安理得的境界。以后，父亲应董氏之召，调往香港任襄理兼总务，曾为资方拟出种种规章制度，力行罚不避贵，赏不遗贱，颇为董氏欣赏，但受到少数罔游于逸之辈抵制。办公室士气萎靡若此，父亲心灰意懒，兼之悬念沪上家人，才毅然提出辞呈。董氏几通函电挽留未果，父亲于1952年9月回到上海。
父亲回来，与原来从事少儿出版的应启元合作，搞起中国第一家手风琴厂，取名“百乐”，想来当与“一边倒”学习苏联的大形势有关，俄曲多用手风琴伴奏。
从本质上说，父亲是个文人，归宿不在商界。于是，应旧友徐懋庸的邀请，他在1956年应聘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当时社会科学院尚未分立）哲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法译汉的工作，算是遂了“重操旧业”的愿望。父亲在这儿经历了“反右”等政治运动，又潜心研究哲学，与“老徐”叔叔更是朝夕相处，无话不谈，诗词应和不断，我想这对于父亲了解商场以外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和现状，都有牖前通明的作用。父亲绝对是个刚烈的爱国者。
在晚年父亲看来，政权的更迭，与其说是某一股力量的胜利，莫如说是另一股力量的失败，而焉知前一股力量不会来个“否定之否定”？
他质疑卢梭《忏悔录》的真诚和真实性，认定其对后世的影响煽情有余，未必没有负面作用，更以卢梭早年丧母而形成的畸形性格，要我引作镜鉴；他在参加《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以及后来六十年代反修“黄皮书”的译编工作的同时，对文学翻译的爱好得以重续，曾对罗大冈先生的阿拉贡、艾吕雅等作品的译文，系统提出过意见和建议，蒙罗先生多有采纳，并从此磋商渐频；他曾与北大徐继曾先生合作译事，前几年我还收到过徐君后人寄来的旧译重版稿酬；他译的圣佩韦文论被我系伍蠡甫先生编入《西方文论》教科书；他和徐懋庸合译的三联版加罗蒂专著《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想来对今日研究“西马”的学者仍有参考价值；他曾想全文译出都德的短篇小说集子《星期一的故事》，终因暴病而未臻其事；他一直想译的大盗亚森鲁宾的故事，久计成灵，幸亏后来由我友徐和瑾借去原文版译出问世，使中国读者知道法国有个比英国的福尔摩斯还厉害的角色……
父亲喜爱北京的四合院，曾有意举家北迁。我投考大学时填写的第一志愿便是北大的法文系，见我已被复旦英文系录取，迁家之议始寝。
五
父亲为人向来刚直狷介。我至今仍记得他如何正色训斥当年国民党浙江省省主席黄绍竑的女婿（也算个桂系“太子党”吧），当面称他是“猥琐小人”。对自从被鲁迅怒骂之后便鲜有好日子过的徐懋庸叔叔，父亲知他吸烟瘾大，即使在退休回沪之后，时将凭票购来的好烟积存后邮寄北京相赠。
父亲这样的性格，在对知识分子如“万吨水压机”（父亲原话）般锤炼的政策面前，不免处处碰壁，自然早萌去意。所以，等我1962年大学一毕业，他即以“历史使命终于完成”为辞，立即退休回沪，并开始蓄须。这以后的三年，从“物理存在”意义上说，是我们父子最为亲密的三年。我当时已开始攻读研究生，每个周末从学校回家，父亲必已准备好美食，吃完晚饭，双双步行到近处影院看一场电影……
1949年以后，父亲有种强烈的有产者恐惧症。故乡余姚的几椽老屋既是私产，又因年久破败，守屋亲戚时来索取维修费用，形成父亲的额外开支，实已成“暹罗白象”。1965年5月1日，乘我二姐夫公假有空，父亲便由他陪伴，亲去余姚，与民政部门洽商，把房屋无偿献交国家。5月17日事竣回沪。翌日，父亲重又按原来节奏起床，工作，傍晚时分照例外出散步一圈。他走过小食摊，见臭豆腐油亮可爱，食指大动。待臭豆腐下肚，突觉嘴干，便又食小冰砖一块。油腻和冷食夹攻，入夜，父亲突然腹痛如绞，旋被送进医院，二姐即电召我赶快从学校回来探视。不知怎地，我这时已有不祥预感，但在送父亲进手术室时仍一路随侍，举手握拳，想把力量传导给父亲，父子合力挺过这一关。手术四小时后，父亲胸腹部位缠满纱布绷带从手术室出，被推进病房。是夜，由我和二叔陪侍，父亲始终昏迷，只在神志完全迷乱之中，突问：“今天的报纸来了没有？”又急促地说：“祖宗在罚我。”长夜漫漫，陪侍中我也曾走到病房外晦冥的长廊，对着如水的月光和磊落星空，虔诚跪下，祈祷宇宙间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能把父亲从“不曾有旅人返回的未知疆域”拉回来，还给我！然而，也许真是祖宗惩罚父亲献屋，也许是我对父亲尽孝不够，感动不了列祖列宗，他再也没有醒过来，直到次日（即5月20日）早晨7点25分，向扑倒在他身上的儿子的脸上呼出最后一息。
父亲只活了62岁。我今年已经68岁了。这几天写这篇长文，东坡一首词里的几句，老是萦绕耳畔：
“几时回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抹云”；于我，还另有一“对”，那就是，对一个人——我的父亲！（此文有删节，完整文章将刊于上海书店出版的《人间世》。）
【作者简介】
陆谷孙 1940年3月生，祖籍浙江余姚，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亚洲辞书学会副会长、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上海作家协会理事等；主编《英汉大词典》（上下两卷），上卷获中国图书一等奖，下卷获上海市优秀图书特等奖，全书还获中国首届国家图书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等。《英汉大词典》补编和第二版分别在1999年和2007年出版。20世纪70年代至今，在国内外发表《中国的英语教育：二次叙事》（英语）、《传统与创新：论英汉双语词典编撰》（英语、汉语）《非理想化，非理性化，非文脉化：后现代之我见》等论文60余篇；发表英译汉《幼狮》《极乐城》《二号街的囚徒》等数十种文艺、文评及社科类作品，总字数逾200万以及《明式家具》等文艺类及电影类汉译英文字10余万，审校《上海市申博报告》等汉英、英汉译文多种；发表杂感小品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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